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理解所谓「区域」（region），这个直到二十世纪中叶后才逐渐浮现之超国家概念，其出现的时间不仅非常晚，相对于长期以国家疆界来区隔人群的传统做法，更不啻是种具高度颠覆性的思维方式。

区域化与主权消褪现象

问题是，究竟是甚么能量推动了此类新概念的产生呢？政治因素或许是最重要的来源，尤其是来自国际结构变迁的结果。例如，相较于美国与苏联的两极对抗与核子吓阻几乎创造了一个准全球性体系，冷战的衰微与结束则在降低全球结构对区域事务影响力之余，让某些区域大国获得崛起机会，并借由推动建立「区域主权」来填补某种战略真空状态，一九九三年后成立的欧盟正是一个例证。当然，区域概念浮现与区域化浪潮兴起，虽早自一九五○年代便略见端倪，但堪称风起云涌还是一九九○年代之后的事情了。

 从另一角度来看，就在所谓「全球化」（globalization）议题于一九八○年代后引起各界愈多关注的同时，自一九九○年代起，有关区域化、区域主义与区域建制（regional regime）发展的讨论也跟著甚嚣尘上，其中最引人注目者不啻是欧洲联盟（EU）的转型与扩张，至于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亚太经济合作（APEC）、南锥共同市场（MERCOSUR）、东南亚国家协会（ASEAN）等机制的发展，亦攫取了相当多目光。

值得注意的是，当亚太地区、欧洲与北美洲成为最受瞩目的三个主要区域整合焦点，甚至引起「三分天下」的话题时，人们也愈发关心下一阶段全球化浪潮与区域主义之间的矛盾互动关系，毕竟，前者意味著最终的「无国界」发展，后者则暗示某种程度或形式的「壁垒」仍无可避免；例如米特曼（James Mittelman）便倾向将近期风云四起的区域运动，部分视为第三世界边陲国家对「新自由主义式全球化」牵引的某种集体反制（虽然此一观点并非共识）。无论如何，尽管世界迄今尚未如同大前研一所描述，随著民族国家可能趋于终结而接著朝「区域国家」（region-state）迈进，也还没有像新重商主义者所言，分裂成几个相互敌对的经济集团，但「国家集团」（groups of states）之间的竞争，依旧成为后冷战时期最醒目的一种全球场景。更重要的是，不管究竟是全球化抑或区域化将成为未来的主导性概念，其共同点在于，由于国家单位在结构中必然的「次级化」，主权传统的消褪亦无可逆转。

整合浪潮与区域主义新进展

暂且不论全球化，直接聚焦区域主义发展。对比起自冷战初期的一波类似历史趋势，部分学者试图将冷战后的发展概括归类为所谓「新区域主义」（new regionalism），其特征在于多面性、复杂性、流动性与非一致性，亦即它不仅涵盖了传统国家单位与新的非国家行为者，同时常以正式与非正式等双重型态表现出来。

讲得更具体些，既然有「新」区域主义，逻辑上存在「旧」区域主义也是当然的。首先，以一九三○年代的贸易保护主义作为滥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引爆民族主义浪潮后，约略起于一九四○年代末（与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下设之区域委员会不无关联），然后持续到一九七○年代初为止的第一波区域主义，亦可称之为「区域主义1.0」或「旧区域主义」阶段，至于自一九八○年代中期迄今的第二波浪潮则可称为「区域主义2.0」阶段，也就是目前正在讨论的「新区域主义」。

新、旧区域主义的差异绝非仅在于时间发生的先后次序，更重要的还是核心概念、区域化途径，以及影响范围的显著不同。

对「区域主义1.0」而言，起自十七世纪的国家主权观念依旧无可挑战，尽管强调国家间合作，前提仍以各自国家的独立发展为主，区域不过是各成员国落实自我政策的辅助机制罢了；很显然地，倘若各国坚持自扫门前雪，对整合主张不过虚应故事，合作的结果与前景也可以想见。如同前述，随著全球化浪潮崛起并渐次对国家带来压力，一方面「区域主义2.0」跟著应运而生，为落实合作以提升集体能量，坚持主权已愈来愈不合时宜，例如欧盟陆续在经济、安全、外交等层面推出「共同政策」之举，也成为新思维下的合理选项。

无论如何，由于「区域主义2.0」确实带来一定之信心建立效应，有助成员国更加融入主权让渡此一新习惯，再者，即便在区域主义反制下，全球化浪潮依旧昂首前进的现实，也让各国不得不重新思索合作的未来，在此情况下，「区域主义3.0」乃跟著自一九九○年代末应运而生。其主要特征在于，国家间整合不再仅限于形式上的政策协调，转而采取更开放的态度与措施来推动市场与产业的连结，例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各式各样的自由贸易协定（FTA）与区域贸易协定（RTA）便是主要代表。根据统计，相较一九九五年全球FTA只有区区三十四件，但迄至二○一五年中左右，包括洽签中与已签署的FTA或RTA已超过六百件，单单已签署且生效者便达四百件以上，增长速度可谓显著惊人。

进一步来说，所谓「区域主义3.0」重点有二：首先，随著整合深化，区域更著眼于透过降低关税障碍、促进竞争、市场连结和技术扩散效应，来共同提高成员国优势，并促进外人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流入，以期提高投资创造效果与贸易竞争力；其次，就个别国家来说，选择合作对象往往并不以邻近区域为限，而是根据对外经贸现况，努力提升自我贸易覆盖率，也就是本国货品贸易享有FTA优惠关税的金额比例。

我国面临之挑战与应有思维

面对近来风起云涌的区域整合浪潮，由于中国大陆崛起，加上两岸关系依旧具有一定之零和主权特征，由此既带来明显的「排台性」，致使我国在无法参与之余，非但国际空间受到进一步压缩，某种「边缘化」危机也让台湾的经济安全大受威胁。对此，我国首先应当有以下三个面向的理解：第一，清楚了解到当前区域整合运动的新走向与复杂内涵；第二，尽管「主权让渡」渐成推动区域合作时的新惯例，毕竟主权观念仍未尽去，且区域与次区域（sub-regional）层次由于仍以国家单位参与为原则，在主权意识依旧残留的情况下，假使两岸关系未有突破，台湾想加入的机会并不大；第三，尽管继续存在前述挑战，至少在所谓微区域（micro-regional）层次因具备特殊「去主权性」，我国或可借由「非政府组织网路」与「城市外交」等非主流途径来尝试突破，进言之，从经济全球化不断削弱主权性，以及网路世界正逐步带来人类社会结构转型看来，此种层次或许未必不是一条「未来道路」。

    大体言之，有关下一阶段台湾参与区域整合，还是得从「依循现实」和「创意思考」齐头并进的角度来思考。首先，关键在于提升贸易覆盖率，尤其是与邻近主要竞争国家做对比；以台湾在亚洲的主要对手为例，若仅限已生效部分，则韩国、日本、新加坡与台湾所签署FTA的贸易覆盖率分别为百分之三十六、百分之十八、百分之七十六和百分之九，台湾显然落后幅度不小，甚至若将洽签中部分纳入，则其他三国的FTA贸易覆盖率更都在八成以上，我国则相对仅三成不到，无论如何解读由此可能带来的经济效应，绝对是不容忽视的警讯，相反地，我国未来更应加强思考并选择合宜洽签对象。

其次，正因主权观念将一定程度留存，致使短期间与中国大陆在传统外交领域周旋不可避免，对此，我国一方面或可思考前述微区域层次之迂回路径，同时则仍应审慎研究如何从与既有邦交国之间的互补性入手，例如由台湾扮演「物流转运站」与「创研中心」角色，必要时透过「跨区域主义」与「区域间主义」等概念来整合出一个以台湾为核心的迷你体系（mini system），或许此乃缓不济急且非正本清源之道，但面对不断前进当中的整合浪潮，至少是种可勉强接受的补充性政策。当然，正所谓「解铃还在系铃处」，两岸关系既为当前台湾回应区域整合潮流的主要障碍所在，不管过程有多么困难，正面迎向问题还是解决挑战的不二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