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南向政策」为蔡英文总统上任后推动的「亚洲区域战略」，目标在加强与东南亚10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越南、柬埔寨、缅甸、寮国、汶莱）、南亚6国（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尼泊尔、不丹）和纽西兰、澳洲等18国间经贸、人才交流等多层面合作关系，以创造互利共赢，并协助我国业者融入亚太区域整合。

蔡总统于2017年4月20日召开第三次对外经贸战略会谈，要求将新南向政策聚焦于「五大旗舰计画」及「三大潜力领域」，前者包括：产业人才发展、医卫合作与产业链发展、创新产业合作、区域农业发展、新南向论坛与青年交流平台；「三大潜力领域」则包括公共工程、观光与跨境电商。8月间，更进一步指示将建立策略性融资机制，初期匡列35亿美元（约新台币1,050亿元）专案资金，以提供台湾版之政府开发援助（ODA），与新南向国家进行公共工程合作，其后政府编列15亿元利息差额补贴预算，以协助工程业者南向。

东南亚与印度原本为我重要贸易伙伴与企业投资布局重镇，挟「新南向政策」实施后种种政策利多与鼓励及优惠措施，已引起企业热烈反应，争相前进新南向国家市场。惟2016年迄今，国际与亚洲政经局势亦陆续出现重大变化，部分国家产业政策与贸易、投资环境正易弦更张，对我南向企业虽创造新的机会，但同时也带来严峻的挑战。值此政府宣布「新南向政策」已届满两年，南向企业遭遇之困难值得政府重视，以协助其寻求解决之道。

│「新南向政策」迄今经贸成果的检视

「新南向政策」主要以「经贸合作」、「人才交流」、「资源共享」和「区域链结」4大工作面向来推动。经贸合作是新南向政策的重中之重，除盼提升对外经济的格局及多元性，亦旨在拓展多元市场。由于近年东协与南亚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国内需求强劲，再加上中产阶级快速崛起，形成庞大的消费力量，更成为我国寻找出口动能与外海投资布局的亮点。

根据最新统计，2017年我国对新南向国家的贸易总额与占比双双提升，从2016年不足1,000亿美元及占对外贸易总额18.78％，增加至1,100亿美元，占对外贸易比重也增至19.23％。

如进一步观察2017年我对新南向国家的出口表现，总金额约673亿美元，较2016年成长幅度达13.42％，占我出口总额之比重约21.23％。值得注意的是，我对新南向国家出口的成长动力主要来自于6个新南向重点国（双印、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与越南），成长率达16.93％（436亿美元），高于新南向国家整体成长率。若从区域来看，东南亚显然是最主要的成长来源（14.22％），其次为南亚（13.49％），纽澳则仅成长1.61％（见表）。

我国2017年对新南向国家与中国大陆的出口概况

单位：千美元

资料来源：中华民国财政部贸易统计资料

然而，尽管2017年对新南向国家贸易成绩可喜， 2011至2014年我对新南向国家贸易总额均超过1,100亿美元，但2015年起明显下滑，至2017年仍未恢复2014年以前的水准，显示新南向市场的激烈竞争以及「新南向政策」肩负带领企业拓展东南亚、南亚的重要使命。此外，2017年两岸贸易金额达1,810亿美元，占对外贸易比重约31.54％，其中对中国大陆（不含港澳）出口成长率更达20.46％（889亿美元），远胜所有新南向国家，也显示新南向市场与中国大陆市场同等重要，不可偏废。

在货品贸易外，我企业至新南向国家投资布局，及进入服务业、公共工程、「新经济」等新兴领域，亦逐渐缴出令人瞩目的成绩单。其中，我金融服务业如银行、保险、证券等积极布局东协市场外，我企业陆续在东南亚、印度进入智慧城市、医疗、绿能、运输、新农业、清真产业等新兴领域，投资布局的方式也日渐多元与灵活，跳脱传统的制造业加工生产或代工模式，显示新南向国家不再仅只是台商的加工生产基地，更是深具各种潜力与合作契机的长期经贸伙伴。

│南向企业的机遇与挑战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ADB）最新资料，2017年东协国家整体经济成长持续上修，2017、2018年成长率预计可望达到5.2％，摆脱东协自2014年以来均低于5％的阴霾。在此同时，东协继2016年正式迈入「东协经济共同体」（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AEC）时代后，正进入下一阶段的整合，包括东协与中、日、韩、纽、澳及印度自2013年开启谈判的《东协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有望于2018年内完成谈判；另东协与香港已签署之东协─香港自由贸易协定（FTA）与投资协定预期于2019年生效，以及美国川普总统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后，由日本带领其余10国进行的《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CPTPP）已在3月8日于智利完成签署，亦将争取在2019年生效实施。在此一波经济整合进展中，东协与印度跃身为亚太区域整合的要角，不仅重要性水涨船高，未来因CPTPP与RCEP两大巨形（mega）FTA生效，更可望带来可观的贸易与投资成长动能。台商在东南亚已长期布局建立的生产基地与供应链，势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然而，另一方面，我南向企业在新南向国家仍持续遭遇贸易、投资或营运障碍，其中尤以我国因迟迟无法与各国签署FTA或更新投资保障协定，以致台湾产品进入各国（除新加坡、纽西兰外）面临高关税与种种非关税障碍，或投资范围受到限制，保障亦不足等问题。此一障碍在CPTPP、RCEP未来陆续生效后恐将更形严重，也恐进一步驱使台湾企业赴东南亚、印度的新一波投资潮。

在投资、营运障碍方面，近年东南亚、印度纷纷翻新产业政策，修改关税或投资、环保、劳动相关法规，造成企业营运上的高度不确定性与法遵（compliance）成本，然因我与各国并无邦交，以致与地主国间不易建立有效的定期政策对话与协商机制，对于双边贸易或重大投资个案的协助十分有限。实例上，前有印尼政府单边调高数百项对于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的最惠国待遇（MFN）关税、中钢公司在印度古吉特州（Gujarat）投资案；近有台塑公司在越南河静省炼钢厂所遭遇之环保抗争案件等。此类问题为我企业在新南向国家普遍遭遇的营运障碍，对南向企业实有深远影响。

国际政经变局对南向企业的影响亦逐渐明显。例如，美国川普总统在「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经贸政策下，不仅将严厉处理贸易逆差问题，陆续动用各种贸易报复手段，实际上已对东南亚中对美享有出口顺差国如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越南等造成极大的压力。川普要求美商与外商将制造基地移往美国，更已牵动亚洲地区产业供应链的重组。近年部分东南亚国家本已出现工资上涨、劳动力不足、营运成本攀升，甚至贸易保护主义高张等现象，未来当地制造业如逐渐转往他地，我企业必须重思考新的投资与布局策略。

南向企业面临的另一困扰则是「中国因素」。两岸关系自2016年迄今受阻，导致我欲加强与新南向国家官方往来面对重重困境。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大陆经贸关系一向密切，近年虽有南海主权争议，或因中国大陆大肆开采资源或兴筑工程等引起部分国家不满或民怨，但双边整体关系仍逐渐改善，尤其欧美国家景气低迷或贸易保护主义渐起，中国大陆自2013年起大力鼓吹「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各项重大基础建设，我在当地台商更须避免误触政治地雷。实务上，虽然北京当局采取政商分离作法，表示欢迎台商参与「一带一路」计划有关的建设或商机，但现今部分台商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未来「中国因素」恐将持续成为「新南向政策」推行的一大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