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大陆就业情势愈趋分殊。一方面，青年失业率屡创新高，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连续6个月上升，2023年6月底已来到21.3%。实际情况可能比官方统计更严峻，例如，北京大学的估计为46.5%。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则估算，16─40岁失业人口较疫情前增加2,500万人。

与此同时，大型城市的失业问题依旧严峻。6月底，31个大城市调查失业率为5.5%，高于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0.2个百分点，较上年同期扩大0.1个百分点。包括，一线城市于2022年首次集体出现人口衰减，深圳一口气外移2万人。分母萎缩，拉高整个失业率。另一方面，中国大陆面临缺工窘境。中智咨询的调查显示，7成受访企业遭遇人力短缺。湖北省亦示警，高技能工人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比率，已低于2成（19.0%）；30岁以下职工更仅剩1成（11.4%）。浙江、广东与福建等沿海大省的缺工更为严峻，不惜跨省「抢人」。用工荒也延烧到服务业。中国大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2022年第4季调查显示，41个最缺工的职业属制造业，服务业亦达30个。前10大缺工职业依序为行销、汽车生产线操作、快递物流、餐饮、商品营业、家政、保洁、保安、包装与车工；主要为劳动密集的一线员工。

青年失业问题　多数落在中等学历以下 

中国大陆青年失业问题不在数量。受到一胎化的影响，2022年底16─24岁人口仅剩14,390万人，占总人口的比率约略1成（10.2%），若再考虑4,363万持续升学的青年，则实际需要求职的青年只有10,027万人，占总人口的比率为7.1%。易言之，部分媒体夸大青年失业的严重性。

值得关注的是，国家统计局揭露，在25─59岁劳动力中，大专失业率由2月底的4.1%，缓步降至6月底的3.9%；研究所以上失业率约略维持在3.1%左右。反之，高中职与初中以下失业率平均4.7%，显示高学历仍相对吃香。由此推估，16─24岁青年失业，很大部分落在中等学历以下。

中国大陆青年失业问题在于结构，仅具普通学历者，也不愿从事劳力密集产业。最佳例证是，跨省流动的外出农民工亦于2014年达到高峰，此后稳定降至2022年的7,061万人，衰退10.2%。其中，16─20岁农民工比率由2008年的10.7%，锐减到2022年的1.3%，凸显青年工作态度的骤变。

青年失业冲击内需消费 

中国大陆青年或许只想「躺平」与「啃老」，此贴近自愿性失业，应不致引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惟年轻人朝四不族群─不恋爱、不结婚、不买房与不生育迈进，将压抑原已颓靡的消费动能。例如：6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增率已回落到3.1%；其中，手机出货量连续17个月负成长，仅餐饮收入勉强支撑。

更严峻的是，青年沦为「月光族」，仅靠双亲支撑家庭开支，恐推升家庭负债。3月底，金融机构逾期半年未偿信用卡债余额达990亿人民币，年增6.8%，且连续6个月正成长。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调查亦显示，第1季家庭负债指数年增4.1%，增幅仅次于上季的8.3%。家庭负债增加亦不利提振消费。

1997年以后出生的Z世代排斥「996」的工作文化，即上午9点工作到晚上9点，且每周工作6天；此将加剧劳资争议。例如：中航基金副总经理兼首席投资官邓海清表示，年轻人工资低可能是能力不足，只懂抱怨不思反省，这隐含北京当局试图舒缓工资调涨的期待，此言论旋即在网路炸锅，认为将责任归咎于青年世代。

北京当局只能柔性辅导 

目前中国大陆应对失业问题的措施有限。动态清零结束，留抵退税与补贴亦随之缩减，故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年增13.3%，财政支出年增3.9%；财政赤字年减37.9%。地方债亦下降16.8%，仅地方政府融资平台（LGFV）─城市投资建设公司债券（城投债）持续扩张，年增16.2%；惟第2季发行14,454亿人民币，较上季缩减1,752亿人民币。

但地方隐形债务危机依旧。6月底计118家城投公司，爆发279起逾期承兑商业汇票，涉案金额累计87亿人民币；6月新增29家，显示地方财政困窘。沿海富裕省市亦难幸免于难。广东与浙江公务员一口气减薪25%，福建与江苏也分别调降20%与15%。据此，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于5月号召「青年下乡」，从事教育、农业与医疗工作，各省市恐无经费支撑。

国务院也在4月颁布《关于优化调整稳就业政策措施全力促发展惠民生的通知》，要求国有企业扩大招聘规模。副总理丁薛祥责令国企聘雇高的大专毕业生人数不得低于去年。惟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国企，平均雇佣人数年减2.7%。究其原因，国企实现利润连续5个月负成长。国企亦自身难保。

在此脉络下，中国大陆只能柔性辅导。例如，教育部等10个部门于5月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实施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的通知》，提供大专院校毕业生实习机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于7月启动「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建立帮扶名录，协助大专毕业生与登记失业青年求职。官媒《新京报》则发表社论，呼吁民营企业释出更多职缺。

中国大陆调涨最低工资　预示低薪时代结束？！ 

就业市场紧缩叠加消费低迷，将加剧在陆台商经营负担。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的调查显示，在陆台商首要难题是「同业竞争激烈」，反应比率由2008─2013年的18.7%，拉高到2018─2022年的28.0%。其他问题还有「内销市场开拓困难」与「存货成本高」，分别增加5.0与1.1个百分点。

在陆台商的次要难题是「劳动成本上升」，但反应比率由2008─2013年的24.1%，降至2018─2022年的21.8%。究其原因，中国大陆最低工资年增率由2013年的14%，折半到2022年的5%，且调整频率由2年拉长为3年；这给企业喘息机会。今年多个省市相继调涨最低工资，预示低薪时代告终。

更严峻的是，中国大陆幼龄人口自2021年起开始递减，至2025年正式迈入高龄社会──高龄人口比率达14.0%；2035年再跨越20.0%的高龄社会门槛。少子高龄化的影响有三：

一、削减成长动能。国际货币基金（IMF）证实，扶养比每增加1个百分点，则每人平均国内生产毛额GDP）将下降0.4个百分点。

二、是抑制消费与投资力度。研究结果指出，扶养比每增加1个百分点，最终消费率、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以及外人直接投资（FDI）年增率将相应下降1.4、0.2与2.3个百分点。最后，少子高龄化也会拉低总要素生产力（TFP）。

综合上述，Z世代崛起叠加中国大陆步入新常态，结构性失业问题恐愈趋严峻，并抑制消费动能。在陆台商需增益职场管理，更加侧重愿景期许，调薪与职工福利亦是不可或缺。换言之，习以为常的世界工厂将逐渐退位，须重新思考全球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