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长达六年在大陆担任驻点记者的生涯中，我在当地访问了难以数算的各行各业人士。上至官员，下至基层百姓，我尽可能全方位接触。多数访问中，最令我「有感的」，绝非正经八百的官员，而是那些平凡到容易忽视的小人物。从这些市井小民的真实故事中，大陆社会的真实图像往往横亘眼前。

三十二岁的李昕，就是其中一位帮助我理解大陆社会的年轻人。二十二岁从黑龙江地方师院毕业的李昕，决定走出一条和他同学职业生涯不同的道路。

○三年毕业后，和诸多对大城市怀抱梦想的大陆年轻人一样，李昕背著简单行囊、一把吉他，踏上北京寻梦。他热爱音乐、想成为歌手。但现实生活问题，逼著他卑躬屈膝。

李昕的「北京梦」并不顺遂。求职的第一份工作，就被骗了几百元人民币。几百元，对一些人看似不多。但李昕摇著头说：「那是我一整个月的生活费」。

「送水、餐厅服务生，我都做过」，热爱音乐的李昕从未放弃梦想。工作之余，他背著旧吉他，甘冒被城管、保安驱离，甚至殴打的风险，在地铁口里自弹自唱。

在大陆，社会惯以「流浪歌手」描述李昕这样的街头艺人。正因当了流浪歌手，李昕看尽人情冷暖。他说：「地铁站内，只要手臂上别有红色徽章的人员，都可以来管我。他们心情好时，会让我多唱一点；不爽的话，会立即赶我走。」

在和城管「打带跑」两年后，李昕多了个新职称：民工小学音乐老师。「我不收学校、学生一分钱」，李昕说，他体验过外地打工族的辛酸。民工家长整天为生存问题焦头烂额，甚至居无定所，根本无暇顾及孩子。这些孩子在恶劣的环境下，个性非常压抑。

新世代农民工

长期以来，城市农民工问题一直是考验大陆城市领导阶层管理智慧的大课题。

八○年代末、九○年代初期的第一代农民工，为了挣钱，几乎压抑了所有的心理需求：感情、性、亲情、友情…，只为赚得一分钱，让远在上千公里外的家里过上好日子；至少刮风下雨时，屋顶不再漏水。

九○年代中期，一项针对农民工的调查指出，九二‧六％的城市农民工在消费上，主张「生活越俭越好，能剩则剩，多存少花」，他们进城赚钱的目的，就是寄钱回家。

到了二○○○年中期，二代农民工登场。二代农民工正好赶上大陆的新经济腾飞。

在东莞打工六、七年，来自江西赣州、二十六岁的阿亮，就属这群二代农民工的一员。还记得见到阿亮时，我对他那个蓬松、仿效日本杰尼斯的「山寨发型」印象深刻。至少，阿亮的外型想告诉其他人：他和父执辈的农民工不同，注重打扮是基本要求。

和多数农民工一样，不到十八岁，阿亮就离乡背井、出外拚搏。阿亮说，一开始，刚进工厂时，枯燥乏味的作息几乎压得他喘不过气，「很无聊！每天除了工作、加班，就是睡觉」，回想起工厂时光，阿亮直呼：闷啊！

跟李昕所遇到的农民工父母一样，在工厂时，阿亮必须压抑自己的性格，只为了赚那每个月两千多元的「生存费」。当我问他，在工厂的几年来，有没存到钱时，阿亮的头摇了摇，简单地说：「几乎没有」。

没存到钱，并非把多数薪水寄回老家，而是花费在衣食育乐上。阿亮的手机是三星智慧型机款，外型绚丽、功能强大。他秀出手机说，这是他在「贼市场」买的，不到人民币一千五百元。对高科技产品，阿亮和多数年轻人一样，是时尚粉丝。

过去三十多年来，大陆正是靠著成千上万，像李昕、阿亮这样的年轻人所支撑起来。这些从乡下，或三、四线城市进城的劳动者，尽管收入微薄，但靠著拚命加班、兼差赚取「生存费」。

和第一代的老民工不同，这群二代劳动者背后的家乡，却沦为一个个逐渐步入荒废的农村；展现在年轻人前方的，却是灯红酒绿、和自己格格不入的大城市。

如同大陆新疆作家丁燕以在东莞亲身打工体验所撰写的作品《工厂女孩》所言：「打工者永远是城市的匆匆过客」。

对这群年轻「过客」而言，他们比父执辈的工人更胸怀梦想；更多的劳动报酬已无法满足他们，而是盼望能立足城市，摆脱农民身分，获得城市的认同和接纳。

一位来自山东的农民工小吕也说，他进城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开阔眼界，增长见识。

新世代工人vs城市人

大陆国家统计局今年六月发布《二○一二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目前，一九八○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六一％左右。

但新生代农民工逐渐丧失从事农业生产的技能，十六至二十岁农民工中，参加过农业技术培训的只有四％；二十一至三十岁农民工中，参加过农业技术培训的仅为六‧二％。

四分之三的新农民工从来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他们受教育程度更高、更注重个人的职业发展、更愿意选择较为轻松的职业、更注重个人生活品质的提高、融入城市生活的意愿更强。

他们的权益诉求发生了明显变化，不再仅满足于物质拥有，对稳定的居住场所、享有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需求甚殷。 这意味著，新世代工人并非基于「生存理性」外出务工。更多是，将工作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机会的契机。他们不只在城市挣钱，也要享受城市中的现代文明；更盼望在城市中寻求自我发展和立足城市的机会，变成真正的「城市人」。

曾参与过三年前深圳富士康跳楼事件调查的深圳大学劳动和社会保障法研究所所长翟玉娟告诉我：「二代农民工没种过地，又无法融入城市里，他们对社会的相对剥夺感、对现行体制更不满」。

堵塞的阶层流动

如何拆除年轻一代不满「引线」，关键是缩小日益扩大的阶层鸿沟。对中共执政当局，是严峻挑战。

十多年来，大陆不断迸发的新词句「农民工二代」、贫二代、富二代、官二代、垄（断）二代、屌丝、蚁族、蜗居、拚爹等等，看似令人发噱的名词的背后，无不暴露出大陆社会阶层分化的象征。 中国古代解决社会阶层分化的手段是「教育」。「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驱动著数以万计有志青年「向上提升」。 但如今，可怕的现实是：教育刺激阶层流动，似乎「堵塞」了。二○一一年统计资料显示，在「一本」类的高等院校中，农村户籍学生比例只占不到三○％。二○一一年，在中国农业大学的大一新生中，农村户籍生源十年来首次跌破三成，仅占二八‧二六％。

来自农村的学生进入大学的比例不断减少，城市、高阶层的子女比低阶层的子女有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受教育条件。一旦教育不公平和权力世袭化不断被渲染、定性，低阶层的子女越来越难向上流动。不少大陆媒体不禁警觉：「寒门难改命运，大陆社会阶层固化加剧」。

早在二○○四年，大陆学界就已告诫「社会流动固化」和「相对剥夺感累积遽增」的问题。二○○四年中国社科院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调查报告中就指出：中共干部（官员）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二‧一倍。 调查课题的组长陆学艺曾警告：「如果三年、五年乃至十年、百年长此以往，就不是二‧一倍的问题了，这个数字就会高得多了」。陆学艺的话恐怕一语成谶。

最近两、三年来，诸多引发争议的「火箭提拔」案例频频爆发。如前阵子八○后美女副市长董海涛、湖南湘潭二十七岁副县长徐韬、山东济宁二十五岁女镇长韩寒、「湘潭神女」王茜等，无不牵动出外界对官员子女「硬背景」的质疑。这些事实凸显出一个现象：「基层权力家族化」。

究其主因，更多是体制因素。旅美独立学者、芝加哥制度经济研究中心创办人方绍伟日前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分析，「隐形世袭」服从的是裙带关系的逻辑。

方绍伟指出，能力、资历、年龄、忠诚度、个人形象等五个方面正在起作用。但即便裙带关系占主导，合法性问题也不会激化。他认为，理解大陆政治的一个关键是：「我们中国人对裙带关系不仅能够容忍，且还不耻于公开或半公开的炫耀」。

方绍伟悲观地说，这种现象不可能遏制。因为，隐形世袭包含著「知根知底」的政治忠诚逻辑，在其他方面相近的情况下，隐形世袭对中共而言，更形安全。为此，官员「去特权化」不可能，「特权化」本身就是政治忠诚所必需的。

习李的严峻挑战 去年中共十八大后，中共高层流传著一本书籍《旧制度与大革命》。意在警惕中共党员，真正威胁执政根基的，是旧体制、旧思维跟不上繁荣的经济现况以及民众对政治目标的预期。

中共深知，体制造就相对剥夺感及阶层流动问题的严重性。从各种官方喉舌媒体今年多次以评论提出警告，不难嗅出中共的高度不安感。因此，如何解决阶层流动日益僵化，让像是李昕、阿亮这样的底层老百姓不只「活得下去」，且还能实际感受社会的公平正义，将决定「习李体制」的「十年中国梦」最终将成现实，或只是「一场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