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称「抚台街」的台北市延平南路上，矗立著一栋两层楼的老建筑，石造拱廊与木造图案天花板的骑楼，透出年岁的印痕，石柱上挂著「抚台街洋楼」的牌匾，标示古迹的身分。抬头仰视，十九世纪流行于欧洲的「马萨式」屋顶（Mansard roof）和三扇突出于陡斜屋顶立面上的老虎窗，独特而醒目，欧风十足，整体外观装饰简洁却不失细致，应属于日据初期盛行的仿文艺复兴样式店铺建筑。由于它夹处于现代水泥丛林中，因此更显独树一格，引人驻足。

「抚台街洋楼」的美丽与哀愁

「 抚台街」 一名， 可从台湾清领时期谈起。一八八四年，清法战事蜂起，法军两度进犯基隆，清廷命刘铭传以直隶陆军提督的身分来台主持防务。清法战后，清廷于一八八五年九月宣布台湾建省，由刘铭传出任首任巡抚，并于今台北市延平南路、武昌街口附近设置巡抚衙门。一八九四年，清廷甲午战败，翌年，清廷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日本据台后，于一八九九年八月开始在台北进行市区改正计划，将今日忠孝西路、中华路、武昌街、博爱路等清廷巡抚衙门所在周边街廓，定名为「抚台街」。

「抚台街洋楼」于一九一○年完工，建物部分原为合资会社高石组所使用，一九三○年代后转为酒类商佐土原吉雄先生的店舖，土地标示为地产商大仓组株式会社所有。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抚台街洋楼」也失去日据时代「洋行」的贸易性质。首先是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副处长宋裴如与郑明禄、苏新等人创办《人民导报》，选定「抚台街洋楼」做为社址。一九四六年，因该报刊登有关国共和谈的敏感文章，引发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不满，宋裴如被迫辞去社长，后被陈仪免除教育处副处长职。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爆发，宋斐如被列为「叛乱首要人犯」，成为首批被捕人士之一而遭害。《人民导报》所在的「抚台街洋楼」随之被查封，交由国防部军务局管理，再转为警备总部的咨询案情室。其后，警总将其改成警备总部军法室人员宿舍，配给六户居住，一层三户。

台湾解严后，警备总部解散，「抚台街洋楼」成为单纯安置国防部退休军眷的寓所，定居于此的八户人家于十几年间陆续搬走，后又有人于此开设中医诊所。在一九九七年正式定为台北市定古迹前，「抚台街洋楼」还曾一度沦为荒废的「古厝」，直到二○○九年台北市文化局邀请艺文工作者、洋楼附近的地方人士共同研究「古迹再利用」，方得重生。

相较于日据时代留下来的公共建筑或官署，「抚台街洋楼」只能称得上小家碧玉，但可贵的是，它是目前台北城内仅存的日据时代商用建筑古迹，在填补台北古迹建筑群的完整性上别具意义。而从洋行商号、报社、军警办公室、眷舍、诊所到展览空间，「抚台街洋楼」更可说是历经台北城百年的风华与沧桑、美丽与哀愁。

从「抚台街洋楼」看周边老建筑

就台北城的发展史来看，基本上是以大稻埕为起点，由西往东渐扩的格局，以致老建筑大多集中在西区一带。从「抚台街洋楼」所在的延平南路往北不到百公尺处的「承恩门」（俗称「北门」），是清朝台北建城的正门，落成于一八八四年，为五大城门中唯一保持建城原貌的城门，已列为国家一级古迹，也是台北市内唯一的国家一级古迹。「承恩门」雄镇府城之北，取面北「承接天恩」而得名，清朝派驻台北的地方官员皆由该门入城。

有趣的是，传言一八九五年六月七日，已经于台湾北部登陆的日军应仕绅代表辜显荣等人请求，准备进入台北城时，于「承恩门」外踌躇不前，后得一老妇协助，方兵不血刃地由该门进城，开启日人统治台湾的序幕。其后，虽然日据时期及战后台北市政府均曾因都市计划之需，有意拆除「承恩门」，所幸在古迹维护意识抬头及因祸得福的庇祐下，才得以原貌留存至今，成为世界仅存的闽南式碉堡城门，恩荫未绝。较为可惜的是，现今「承恩门」面北方向屋顶处还是受到高架道路遮蔽，影响整体景观，加上周边道路汇聚相夹，车声嘈杂，「承恩门」宛若孤岛上的灯塔，只能为川流人群和远方来客稍慰怀古之思。

与「抚台街洋楼」和「承恩门」各自两两斜望，构成三角顶立的一栋庞大日据时代建筑，则是座落在忠孝西路与博爱街交界处，已被列为国家三级古迹的「台北邮局」。该局于一九三○年四月完工，共有四层，占地广阔，成为当时台湾规模最大的邮局，其平面呈梯形类似「四合院」配置，建物正面则配置四组双圆形古典式门柱及山墙装饰，内部构造虽采简化设计取向，但石柱与大厅天花板的古典雕刻，仍至为优雅细致。

从「抚台街洋楼」顺著延平南路往南约一五○公尺，与「承恩门」对望的另一栋古迹，则是著名的「中山堂」。

一九三一年，台湾总督府为纪念昭和天皇登基，决定在布政使司筹防局前广场兴建「台北公会堂」，并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完工，由著名建筑师井手薰负责设计。所谓「 公会堂」，乃是日本专为都市举办集会活动所设计的公共建筑，台北公会堂落成时，其规模与场地设备仅次于东京、大阪及名古屋，是当时日本第四大的都会公会堂，其建筑特色是采取台湾难得一见的中东阿拉伯拱窗及台湾陶瓦，并运用北投窑场面砖贴出变化多样的花纹。

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中华民国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接受台湾军司令官安藤利吉的投降，该会堂被选为「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的地点。同年，台北公会堂正式更名为中山堂，成为召开国民大会及政府接待外宾的主要场所，举凡美国总统尼克森、南韩总统李承晚、伊朗国王巴勒维等元首访华，都是在此接受国会招待，如今已被列为国家二级古迹，经过八十载春秋的洗礼，风貌更添古韵。在中山堂看表演，是许多台北人的共同回忆，更有无数佳偶在中山堂前的广场展开第一场约会，可说是台北最著名的地标之一。

抚今追昔，老建筑的新人文风

台北城在一八八四年正式完工，今年刚好是台北建城一三○周年，有趣的是，这座城也是历史上最后一座依照传统风水堪舆理论建造的中国式城池。

如今的「抚台街洋楼」由台北市文化局委托台湾历史资源经理学会进驻经营，并定位为「台北摄影中心」，从今年四月十八日起以「台北摄影中心在抚台－台北城风情特展」为主题，让民众在老建筑内透过黑白影像感受台北城一三○年的风情。

看完摄影展，可信步往北到「承恩门」下，遥想清朝官民在城门穿梭往来的热闹场景，以及甲午战后日军长驱直入的达达铁蹄；一座不算宽敞的城门，竟然承载台湾百余年的宿命，历史的纵深油然自现。再过对街，可近观「台北邮局」的圆形古典式门柱及山墙装饰，细品「中山堂」的阿拉伯拱窗及台湾陶瓦，体会建筑之美。一处不到二百平方公尺的小街区，就能一窥北台北城一三○岁的风华，岂不快哉！

「抚台街洋楼」位于往来各处古迹的枢纽位置，无论是老台北人或外来的游客旅人，凡有意寻古访胜者，不如先到洋楼内一睹台北城人事物的旧影像，不但能串起周边的古迹地图，或许也能为自己缝补历史记忆的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