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年代，台湾电影界曾经由新生代电影工作者发起电影改革运动，也称之为「台湾新浪潮电影」，主要呈现写实风格，并以贴近现实社会为题材。因此，许多导演都乐于将乡土文学作家黄春明的作品改编成电影，例如「儿子的大玩偶」、「苹果的滋味」、「莎哟娜啦‧再见」、「看海的日子」、「我爱玛莉」等新电影，都在当时红极一时，成为四、五年级生难忘的回忆。黄春明也成为台湾新电影的要角；「莎哟娜啦．再见」更是战后第一部被翻译为日文的台湾文学作品。

黄春明与百果树红砖屋

生于一九三五年，现已身为台湾国宝级文学大师的黄春明，青壮时期虽为稻粮谋，从事过小学教员、电器行学徒、通信兵、电台编辑与主持人、电视台策划、广告企划、公司经理等多种行业，但从一九五六年发表第一篇小说「清道夫的孩子」开始，就与文学创作结下不解之缘，而多样性的工作经验也让他对社会小人物有更敏锐的观察，创作的面向更宽广更具生命力，以致超过八十年的岁月几乎泰半都致力于艺文工作。

一九九○年代后，黄春明将生命的重心摆在儿童文学、儿童戏剧、以及社区总体营造的文化工作。除了编撰语言教材、创作出版「黄春明童话」、创立「黄大鱼儿童剧团」、「顶呱呱黄春明儿童剧场」，并于家乡宜兰设立吉祥巷工作室，著手进行「宜兰县通俗博物志图鉴」田野采访记录，推动戏剧及乡土文艺活动，进行乡土文化的研究与著作。

也正因为这样的转型，黄春明三年多前在家乡宜兰做了一件放在心中多时的想望，就是打造成一处艺文界朋友可以相互交流的艺文沙龙，借由宜兰县政府委托经营历史建筑空间的机会，黄春明将座落在宜兰火车站前的旧有米谷检查所重新整修为「百果树」红砖屋，之所以取名「百果树」，主要来自于他创作的一出儿童剧「我不想当国王了」其中的一个角色，剧中角色身上长满各种疏果，而红砖屋内也有一棵偌大的百果树，正如黄春明旺盛的创作力，生生不息。 黄春明说：「我个人很想在宜兰这个小地方，开一间咖啡厅，让宜兰这里的艺文界朋友，能够经常利用这里，与跨界的朋友谈谈他们的构想和创作，其实更希望这里的中学、大学艺文社团的年轻朋友，也能来此聆听前辈的交谈，或是参与发表，增多他们见闻的经验。十九世纪巴黎的一些沙龙咖啡厅，不就因为经常聚集了许多艺术、思想界的人，在那里高谈阔论，在那里互相撞击激荡之后，美术、音乐、文学、舞蹈、戏剧、雕塑，到后来的摄影和电影的各方人才、各种风格辈出。台北的明星咖啡曾有这样的雏形，但已成过去了。我总觉得在艺术界的跨行交往，在创作的途径上是有加分的功能，很想在这可能是很不适宜的时候，在宜兰有这么一家，也是台湾唯一的一家」。这应该是源自于黄春明这位艺文爱好者单纯想要为兰阳的青年学子再多做点什么，为艺文界再多付出点什么的一股赤子之心吧。

与一般古迹活化不同，「百果树」红砖屋不只有咖啡、文人、艺术和音乐的流动，这里也是儿童的天堂。白天是咖啡屋，晚上是文学沙龙，周末假日则是亲子共享的故事剧场。说故事、播电影，办演讲，三年来吸引四万多人次造访、参加活动。

不过，由于「百果树」红砖屋并未经过正式招标程序，引发争议，部分人士甚至质疑县政府独厚黄春明的「黄大鱼」团队。虽然此事件一方面暴露长期以来国内艺文团体进驻闲置空间的法令困境；但另一方面也让黄春明萌生退意，并于去（二○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暂时举办熄灯活动。所幸今（二○一六）年年初，上百位艺文界人士跨年夜在宜兰火车站前，共同连署声援黄春明，甚至有中学生写卡片，拿著黄春明的书到红砖屋前表达力挺之意，加上宜兰县政府文化局的支持，甚至允诺将红砖屋转型为「黄春明文学馆」，终于在今年五月二十八日重新开幕。

黄春明在台湾文学史上的地位

回顾台湾战后文学的发展，战后第一代台省籍作家，如叶石涛、钟肇政、钟理和、廖清秀、陈千武等作家，主要继承日据时代台湾新文学所发展起来的文学传统，也就是现实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文学创作精神，对五○年代农村社会的凋敝、残破，农民悲苦的现实生活有深刻的反映，以及描写在日本殖民统治下被欺压的殖民生活。其后，战后受教育不分省籍的新世代作家出现，如白先勇、欧阳子、王文兴、陈映真、七等生等等，当然包括黄春明，他们改变了过去的文学传统，为台湾文学开启了一条崭新的道路。黄春明是在日据时代末期渡过童年，并于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后受中文教育的战后第二代，受过「现代化」或「现代主义」的文化洗礼，因此能吸收一些现代小说的艺术手法反映在作品中，由于在艺术手法上的翻新，以及对战后现实生活的掌握，在一九七○年代凝视社会现实的呼声下，作品广受大众的喜爱。黄春明的创作史，也映现了战后台湾社会的发展轨迹。

宜兰罗东长大的黄春明认为：「没有文化的根，是没有创作的」，因此他写的文学创作无不紧扣台湾社会的改变和人心的变动。文学对黄春明来说，是救赎也是治疗，文学必须回到现实，才能治疗人的心灵，为生命找到救赎的道路，使心理的伤害与沉沦得到安慰。但黄春明不认为自己是乡土作家，因为作家就是作家。一九七○年代乡土文学运动兴起，因为台湾国际地位转变，作家开始回归乡土，许多人因想博得名声或追随潮流或参加比赛而写所谓的「乡土文学」，如在文章中用阿花、阿土这种粗俗的名字等等。黄春明认为若这种追求流行、为得奖而写的作品叫乡土文学，那他并不是乡土文学作家，他说：「作品自然与乡土结合，是为生命而写，不必贴标签」。

黄春明也认为文学不仅是写作，更要注重行动和实践。黄春明曾经到原住民部落，对于他们快要消失的部落文化伸出援手，他认为，当台湾被国际抛弃时，原住民同时被台湾社会抛弃，我们怎可看到被压迫者而如此冷漠?与其不切实际拯救遥远对岸的受难同胞，不如关怀近在眼前的苦难同胞。他强调，作家需要有自立自主、批判政府的力量，台湾历经三次政党轮替，不少人都曾想拉拢黄春明，但被一一拒绝，他要保持随时可批判政府的位置，可说是为这个时代的知识份子立下典范。

来自对黄春明创作热忱和民胞物与的肯定，黄春明可说是获奖无数，包括吴三连文艺奖、第二届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文艺奖、第十三届东元奖（人文类—社会服务）、第七届噶玛兰奖，以及第二十九届行政院文化奖。在一九九八年获第二届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文艺奖时，评审得奖理由是：「黄春明的小说从乡土经验出发，深入生活现场，关怀卑微人物，对人性尊严及伦理亲情都有深刻描写。其作品反映台湾从农业社会发展到工业社会的变迁轨迹，语言活泼，人物生动，故事引人入胜，风格独特，深具创意」，这是国家最高荣誉文学奖的肯定，黄春明当之无愧，也是众望所归。 文学评论家陈芳明教授曾说：「公平位在同样的历史起跑点，有如选手在起跑线前蓄势待发，起跑之后，有些作家随著时间流逝慢慢停笔，终被读者淡忘；而有一些作家勤力创作，几乎在每一期杂志中都发表作品，甚至同时在不同的杂志发表，其中，黄春明显然是文学竞赛中持续不辍的健将」。

期待百果树红砖屋硕果累累

黄春明是一个喜欢说故事，而且能说得非常精采的人。据黄春明自述，幼时母亲去世，他常常感到寂寞，但阿公曾对他说：「其实你没有那么寂寞，地上只要死一个人，天上就会多出一颗耀眼的星」。所以他小时候常常和天上的某一颗星星对谈。

经过前次的纷扰，百果树红砖屋得以重新出发，恢复经营，我们又可以在舒适轻松的氛围中与三五好友喝杯咖啡，谈文说艺，或在假日带著小孩一起观赏儿童剧团的演出，甚至有机会再看到黄爷爷为孩子们讲故事，但黄春明也不免感慨：「艺文活动不是卖牛肉面，很难用招标的方式办理，官僚体系的人对艺文消费的认识那么肤浅，是我们的悲哀」！

新的「百果树」红砖屋，由黄大鱼文化艺术基金会负责餐饮筹划，黄大鱼儿童剧团担任内部软体规划，并新增迷你剧、舞台剧，提供更多元的节目。此外，屋内角落有一棵可互动的数位百果树，放送黄春明的声音与故事，平时可看到老少朋友戴著耳机听黄春明说故事。红砖屋邻近「丢丢当森林」广场与幸福转运站的几米画作雕塑也为这座朴实无华的旧建筑增色不少，无论是入内喝杯咖啡，发想艺文创作，或穿梭在几米画作之间，都会唤回你孩童时代的天真无邪，为百果树再添上一颗创意之果！